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12月26日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一下飞机即失去自由，先是被判刑十年，继而给予“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于1937年1月13日押送溪口软禁。
    这时的张学良，已非昔日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而是一个阶下之囚。一般人都认为蒋介石已不可能再见张学良。有人曾问：当张学良被送到溪口时，蒋介石正在溪口养伤，住在其母墓庐慈庵，张先住文昌阁,后住雪窦山中旅社，二人同在溪口曾否相见晤面？过去的回答是“恐怕不可能”，近年披露的张学良日记则作了肯定的回答。张学良的1937年1月13日、14日的日记，具体地记述了他来溪口的细节和与“蒋先生同餐”的事实。
    1月13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十一点由南京起飞，……一点到，子文（即宋子文）来接，先到文昌阁……蒋先生不爽，雨农（即戴笠）代会……。”1月14日，“晚七点，蒋先生同餐，在座有子文、次辰（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贵严（即贺耀祖，国民党将领）、雨农诸位。”
    蒋介石为什么要会见已被“管束”的张学良？这反映了蒋介石的老谋深算。因为当时西安事变结束才20天，虽说内战已停，陕西、甘肃仍控制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手中。东北军是旧式军队，依然唯老长官张学良之命是从，谁也指挥不了，因此，蒋介石需要运用张学良这张“牌”来达到分化瓦解东北军、拆散“三位一体”的目的。张学良一到溪口，蒋即命人送给张学良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的两个驻防方案，要张学良写信给杨虎城、于学忠等，择一执行。蒋介石的“挟张学良以令东北军”的谋略，确实产生了重大的效果。张学良多次为蒋介石写信或传口信，帮蒋实现了他的意图。

    教张学良古文的秀才和举人

    193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其母墓庐慈庵接见东北军要求释放张学良的代表米春霖和鲍文樾时说：“汉卿同我如亲兄弟一样，我不能亏待了他。只是他年轻，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只因读书太少之故。我留他在这里多读些书，你们回去吧！”
    过去我们只知道蒋介石为张学良聘请了一名老秀才，为他讲“四书五经”，并把这位秀才误以为是蒋介石的塾师、同族堂兄弟蒋周益。而张学良日记透露，这位秀才并非蒋周益，而是北方来的“步先生”。张学良在1937年9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各路消息战况不佳，心中闷闷。昨偶赋一诗，经步先生修正如下：
    山居经四季，最好是清秋。
    气爽风和畅，登高尽兴游。
    马厂、青县（河北境内）失过
    步秀才走后，张学良提出要请北平姓吴的举人来讲课，经刘乙光报请上峰批准，派人从北平把吴举人请来。
    张学良见到吴举人十分高兴，立即吩咐布置开讲。他希望看管他的特务也能受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教育，便对刘乙光说：“刘秘书，你这些队员，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个个年少好胜，火气十足，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叫他们也来读些书，增加一些知识和修养。我的意思是让全体队员（指特务队）都来听课，你看如何？”刘乙光没有提出异议。
    吴举人第一天讲的是《左传》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故事。郑伯与公叔段是亲兄弟，公叔段想夺取兄长之位，郑伯知道后，不仅事先不教育，反而诱使他变为行动，然后在鄢这个地方把公叔打败，加以监禁。众人听后纷纷议论，有的愤慨地说：“郑伯这个人太无手足之情了，对自己兄弟竟用如此卑鄙的手段！简直没有一点人性！”张学良听了，因势利导，对大家说：“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去学那种卑鄙手段，想法子害人。我们要以史为鉴，防备别人加害我们。你们别以为现在是民国时代，但那些阴谋家使用的手段，同春秋战国时期也不相上下。”

    汪精卫看望张学良

    当时，汪精卫是亲日派，张学良是抗日派，两人政治立场对立，汪精卫为什么到雪窦山看望张学良呢？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国民党中央急电远在法国的汪精卫返国主持党务。12月14日，汪复电即日返国。18日，他在法国会见国民党驻外使节郭泰祺、顾维钧，互谈国内情况，认为东山再起时机已到。12月22日，汪在马赛乘法国邮航公司阿拉米斯号回国，1937年1月14日经香港到达上海。其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西安方面已送蒋介石回南京，“讨伐派”欲置蒋于死地的阴谋未遂，汪精卫乘机夺权之梦破灭。但既已回来，又听说蒋介石西安跳墙受伤，正在奉化疗养，出于礼仪，因而有溪口之行。汪精卫为何到溪口，蒋介石心知肚明，所以对他比较冷淡。两人在慈庵会面，无非是说些客套应酬话。汪精卫当夜宿于文昌阁。
    张学良对汪精卫曾有救命之恩。1935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中央全会。会议期间拍摄集体照时，晨光社记者孙凤鸣突然拔出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正要继续射击，张学良跑过去飞起一脚，踢掉了孙凤鸣手中之枪，使汪精卫免再遭击。因此，汪精卫在看望蒋介石之后的第二天，特地上雪窦山探望幽禁中的张学良。张学良此时身陷囹圄，汪精卫能来看他，还是比较热情，留他吃了中饭。饭后一起游了山上胜景。

    张学良密信致周公

    1937年2月17日，张学良给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密信，托前来探望的东北军代表何柱国转交。原信如下：

恩来兄：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仁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仁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女哺密便，盼有救我。并请代向诸同仁致敬意。此颂
    延安！

                                                                       弟良
                                                                    二月十七日

    1937年2月16日，张学良的旧部何柱国到溪口，次日上雪窦山探望张学良，汇报了西安发生“二·二”事件、东北军内讧、王以哲军长被杀等情况，也谈了周恩来在调停东北军元老派和少壮派之间矛盾中的积极作用，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更大厮杀。因此，张学良在信中对周恩来“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对东北同仁十分维护”，表示感激和钦佩。张学良在信中还谈到了自己的情况，要周恩来“请勿远念”，这是为了宽慰周恩来不要为他担忧。“盼有救我”，则是张学良对周恩来的期望。
    在幽禁期间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信，这是犯大法的事，张学良此举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幸好何柱国没有出卖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然这是张学良基于对部下的充分了解和信任。何柱国不负重托，设法把信转到了周恩来手上。
    张学良之所以冒大险给周恩来写信，是由于他与中国共产党已有了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1936年7月3日，张学良曾给周恩来一封密信，称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为“同志”，原信如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正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让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属刘同志（即刘鼎，中共派往张学良处代表）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

                                                                              弟张学良启

    值得注意的是信中连用了三个“同志”。据已解密的史料透露，早在1936年7月1日之前，张学良就通过刘鼎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得知张学良入党要求的次日，中共中央即在安塞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这一问题，会上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将张学良作为“特殊党员”接纳。由于接受张学良入党事关重大，7月2日，由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具体指示。然而共产国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张学良是军阀出身，且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因而主张拒之门外。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复电，明确表示"匆忙发展张学良入党有欠考虑。”这样，张学良入党之议便胎死腹中。

    张学良在溪口近10个月

    过去，根据曾任中旅社经理、伴张学良度过溪口雪窦山幽居生活的钱君芷先生回忆，张学良离开溪口是由于中旅社失火焚毁，时间为1937年9月24日（中秋后两天），在雪窦山正好住了整整8个月。
    现在，根据新披露的张学良日记记载，张学良将军离开溪口的时间是1937年11月9日。张学良在这天的日记里详细记下了一路经过的地名和时间，和次日到达安徽黄山的情况。如此，张学良在溪口和雪窦山的时间应该是1937年1月13日至11月9日，共296天，近10个月，而非过去所说的8个多月。
    为进一步核对史实，笔者前往最靠近雪窦寺的西坑村进行了采访。当年见过张学良将军并目睹中旅社失火焚毁的两位老人回忆说，已经记不清中旅社失火的具体日子，但那时晚稻已经收进，农事已经空闲，到了上山砍柴的时候。按当时农作习惯，应该是晚于中秋而临初冬，与张学良日记所载离溪口日子大致符合。另外，安徽的有关记载也证明张学良到黄山的时间是11月份。根据以上材料和调查核实，张学良离开第一幽禁地——溪口雪窦山中旅社招待所的时间应将1937年9月24日更正为1937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