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被销毁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库书楼记》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即道出近代中国在光绪、宣统年间史料发现上的四大收获，其一二三分别为殷墟甲骨、汉晋简牍、六朝及隋唐卷轴，第四即为内阁大库所藏元明及清代文书档案。前三者我们并不陌生，尤其是殷墟甲骨文和汉晋简牍；六朝及隋唐卷轴即指累遭外国“探险家”劫掠的敦煌藏经洞遗书和绢画，这应该也是家喻户晓的。“大内档案”的知名度虽然不及前三者，但国学大师既然将它与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藏经洞文物相提并论，足见其并非毫无来由，徒有其名。

所谓大内，即指皇帝宫殿或宫内库房。“大内档案”便是指清政府于康熙九年起开始存放于紫禁城里内阁大库内的档案，所以也称为“内阁档案”。清乾隆年间进士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内阁大库藏历代策籍，并封储存案之件。汉票签之内外纪，则具载百余年之诏令陈奏事宜……”细言之，这些档案即包括皇帝诏令、臣僚进呈并经皇帝批阅过的奏章、朱谕；皇帝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会典、历科殿试的卷子等内容。明白了这些，我们也就理解了王国维重视它们的要旨所在了。

然而，围绕这批重要档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却演绎了一出最终造成这批档案大量流失的一波三折、令人扼腕而叹的“伤心剧”。期间出场人物可谓各色纷呈：有清朝遗老、军阀、政要、奸商、掮客、汉奸、小贩等，一时间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场面煞是热闹。

存放档案的内阁大库共有六大间，这样的重地，自然戒备森严，一般人是无法进入的。王国维在《库书楼记》中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连一般学士大夫都无缘一窥其“美富”的皇家档案，何以竟会遭到毁灭性流失厄运的呢？

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存放档案的屋舍绝对不能渗水。不幸的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内阁大库终因年久失修，出现了严重渗漏。于是内务府决定进行修缮。不料尚未施工，八国联军拥着洋枪洋炮攻入了北京。入侵者的枪林弹雨向着紫禁城的渗透，其险恶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渗漏对于内阁大库的威胁。此情此景下，修缮内阁大库的事情自然再也排不上议事日程了。结果这一搁就搁了几近十年。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个角，发出了库房危险的警告。

修缮内阁大库，这一年终于被付诸了实施。

既要修缮档案库房，修缮之前自然得先迁移档案。清政府便将年代近一些的档案迁至内阁大库对面的文华殿，其它不及迁移的档案暂时仍集中存放于库内。事有凑巧，一次，醇亲王载沣要查阅清初摄政典礼档案，面对满目皆是的档案，遍寻之下，就是查找不到载沣所要的档案。醇亲王很不悦，当即拉下脸发话道，“花了许多时间，要找的档案没有，碍眼的竟是些没用的东西，留着这么多没用的档案干什么，还不如销毁了吧。”

醇亲王一声令下，手下人哪敢怠慢。于是，大量所谓“无用”的档案被挑拣出来堆在一边，等待着销毁的命运。它们中，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的红本朱批档案就有100余万件。好在这时候有两个关键人物无意间走近了这批珍档，从而使它们暂时远离了被销毁的命运。这二人一个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另一人是学部参事罗振玉。尽管直接走近这批待销毁档案的是后者，但因了他是奉了前者命令而行事的，所以说到走近者，理应提及前者。原来张之洞是为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事，特地委派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一批书籍典册的。罗振玉走近内阁大库，一眼就看到了捆扎在一起堆得高高的待销毁档案。罗看到眼前有两卷一半已露出在外面的档案，就顺手抽出翻阅了一下。不料就这一翻，他顿时就愣住了。原来他顺手抽出的两卷待销毁档案，一份是乾隆年间漕运总干事管干珍在任期内写给朝廷的奏折；另一份为乾隆年间军机大臣阿文成出征金川时的奏折。如此重要的档案史料，何以就要销毁呢？

罗振玉当天即将此情况向张之洞作了汇报，二人取得共识，张之洞遂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档案。经过他的努力周旋，这批珍贵档案史料终于逃过一劫，并获准将这批珍贵档案史料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不久，放置于文华殿的档案迁移到了被称为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内阁大库中的档案一时仍放原处没动。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1914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遂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大内档案自然成了它的基本珍藏。

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存放。此时原先的学部已改称教育部，教育部尽管接管了大内档案，但却并没有认真尽责地保管，整理时，但见数十人乱哄哄挤着，用一根小木棍潦草地拨拉着摊得一地的各式各样的档案，从中挑出部分完整的档案放置于门楼，剩余大量的名曰“已整理过了”的档案就纷纷被装进麻袋，接着像现在搞房屋装修的人家堆建筑垃圾一样，将那些麻袋堆放在了端门门洞中。

命运多舛

然而这些毕竟是珍贵档案史料而非建筑垃圾，有人冷落它们，同样也有人“青睐”它们。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名的版本学家傅增湘即属后者。听说有这样一批宝贝，傅总长当即派了两个人为他去麻袋里“寻宝”，傅总长指派的二人中，其中一人便是此时恰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鲁迅因了这次的走近大内档案，后来遂写出了被他收在《而已集》中的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 》，文章记述道：“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了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凡有我们捡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

显然，这“少一点”的内容无疑便是被那位F先生（即教育总长傅增湘）据为己有了。

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前后，适值北洋军阀曹琨贿选时期，政府财政空虚，以致像教育部这样的机关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工资欠久，难免怨声四起。教育部所属历史博物馆无奈之下，经向教育部请示批准，遂将放置于故宫的档案分两次出卖了。第一次被当作废纸出卖的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十几万斤，经过一些纸商竞价后，最后被十几个白纸坊商人合股以三千多元的标价购买到手。仅仅再将这批档案当废纸转一下手卖出去，这些纸商便足足赚了两倍利润。钱是赚了，但这批珍贵的明朝档案却从此流失。第二批出卖的便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门洞内的明朝崇祯和清朝顺治至宣统时止的档案史料，计有十四万八千余斤。可能第一次白纸坊的赚钱给了其他纸商启发吧，这次竞标者一下子冒出了四家。当时历史博物馆有个姓傅的庶务常到西单牌楼朝西旧门牌150号同懋增南纸文具店购买办公用品，和他们相处熟了，这天，他跑到同懋增，对经理程运增说，“放着这笔生意你不争取，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程经理有点无奈地说，“我知道这笔生意有得赚，可是我资金不够呀。”

“犹豫什么，快去借么。”傅庶务颇有点为程经理指点迷津的味道。

程经理后来经过核算，遂以月息一分二厘向天兴银号经理李云舫贷款五千，讲定半年内偿还。后来，同懋增用四千零五十元银元买到了这批被装入8000只麻袋内的档案。如此大量的档案，同懋增自然是放不下的，于是除了在店里存放一部分外，另外还租了善果寺各大殿和配殿，用作临时仓库。据资料记载，拉货那天，同懋增共派出了50辆马拉大车，每辆车上都插有一面黄色小三角旗，旗上盖有历史博物馆的钤记。车队从天安门内起运，一路经过长安大街，出宣武门，最后到达广安门善果寺。一路上队伍浩浩荡荡，人喊马嘶，景象煞是壮观，引得无数路人驻足观看。这支队伍由同懋增两位年届五十，富有经验的伙计李华甫、张玉峰率领十几人负责押运，拉运了十几天，才总算把这批货运完。

看来同懋增多少还识得点货，他们只是将部分档案分拣出来，当作废纸送去加工厂作再生纸原料，大都便指派李华甫、张玉峰在善果寺就地零售。善果寺地方大，又临大街，车来人往的，格外热闹，甫一开张，光顾的客人还真不少。短短几天，便卖出了一千斤。有一天，忽然有人来到同懋增找经理程运增，告诉他，有人愿出价八千银元，将这些麻袋里的东西全买下，问他干不干？

有这等好事，程经理自然乐了。正乐着，琉璃厂悦古斋古玩字画店经理韩益轩又笑呵呵地找来了，他对程经理说，“我可以帮你以一万五千元出手这批货物，只是事成后得给我一成介绍费。”

程经理笑笑说，“那还不好办，我得三万元，三千元就是你的介绍费。”

韩益轩前脚刚走，后脚琉璃厂古籍书商韩自元又来了，他要程经理将他先前挑拣出来的一百五十斤旧书论斤卖给他，一元银元一斤。付款前，韩另外又装了几袋奏折，共付了二百银元。

不一日，韩益轩的身影又在同懋增门口出现了，不过这次来的不仅他一人，而是还陪来了两个人，他们便是前清遗老金梁、宝熙。韩益轩对程经理只说，他们二老为敬惜字纸，行善事，愿意全部购下，只是请程经理能否少赚点此二老的钱。即如此说，程便将此事和店里各执事研究后，遂于二万二千元（另有一万二千元之说）和买主成交。隔了一日，为签合同，这批货的真正的买主终于出场了，此人便是前文即已出现过的罗振玉。罗振玉怎么会成为这笔大宗买卖的买主的呢？

原来当这批内阁档案经由善果寺“零售窗口”流散民间时，有个认识金梁的人知道金梁识货，便手持几份买来的朱批谕旨档案向他高价兜售。金梁果然有眼力，一见之下就看出这些都是大内档案。与此同时，他的朋友罗振玉也偶尔在市摊上发现有人出卖“洪承畴揭贴”以及“高丽王进贡表”等大内档案。追寻之下，终于得知早先被“抢救”下来的大内档案，如今都已被同懋增悉数收购了，于是罗振玉就决定将它们全部从同懋增买下来。具体商谈过程他没有出面，在洽购时他才带着支票来到同懋增。双方当即签订了如下合同----

立此合同人程林坡，今有字纸折奏杂烂书本废纸一宗，约数在十二、三万斤上下，经中人韩益轩说合，全数卖与金息侯名下自用，言明每百斤价现大洋十元，言定两造并无反悔，以过斤秤为付价准数，期至不过三五日为度，当交定洋五百元，言明不准不卖，不能不要，言定价各无增减，两相情愿，各无异说，恐口无凭，立此合同两张为据。

另外，先取出各古物麻袋十一袋，合洋五百元。

出卖人 程林坡 盖章

说合人 韩益轩 （画十字）

买物人 金息侯 盖章

旧    三月初十日

民国十一年  历

阳    四月六日

北京西单牌楼南路西

铺主                  （章）立

同懋增南纸笔墨老店

程林坡即程运增，金息侯即金梁。同懋增收到支票后，即交给了天兴银号，存入同增懋帐号。

这时候，罗振玉向程经理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同善果寺方丈商量一下，这些档案暂且仍寄放在寺内，容日后觅得合适的地方再搬走。此事很快也就办妥。罗振玉接着选派十几个人对这些大内档案进行整理和编目，这批档案中有满蒙文的辽、金、元事例，都属机密史料，除皇帝和军机大臣外，他人绝难一见。其中还有明朝的题本行稿，是关于边务战事的第一手军事资料，后来，罗振玉即利用这些档案史料，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

如果以为这些大内档案有了自己的归属，从此可以安定那就错了。殊不知这批档案经过整理后，也成了罗振玉、金梁等人赚钱的资本。先是相当部分大内档案被罗振玉以高价卖给了清朝另一遗老李盛铎。后者作为“文物档案贩子”，早有前科，当年民国政府曾指派新疆巡抚何彦升将留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劫后余存的经卷，用大车拉回北京。当大车到达北京打磨厂时，何巡抚居然将大车先拉回到了自己家，前来迎接他的有他儿子何震彝、以及儿子的岳父，也是何巡抚的亲家。此人即是李盛铎。就是这一干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侵吞了大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李盛铎尝过甜头，此番即有机会，他岂会甘心错过。据知李盛铎将到手的大内档案挑了一部分留在手边待价而沽外，其余六万斤运往了天津，后来这些大内档案又运往大连。尤有甚者，罗振玉还将大内档案出卖给了日本人松崎。1928年以后，李盛铎又将部分大内档案高价卖给了当时的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如果说这多少总算是卖给“自己人”，那么将大内档案与日本人换钱，其性质显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说严重点，其行迹确有汉奸之嫌。

“烂纸”竟是宝

且说金梁在这批大内档案身上赚了一笔以后，不一日又去找上同懋增经理程运增，“程经理，能不能请您向贵店伙计们询问一下，谁还有像先前存放在善果寺里的那种古籍、文件，不管什么内容，我愿以件收购，一件给银元一元。当然，个别的还可另加。”

伙计们当然不会有金梁想要的东西。而且这时候的程经理已然有了“觉醒”，我想即使有人有，程经理也不会眼看着这些东西如此落入金梁之手了。金梁走后，程经理曾当堂叹道，“我们做生意的不懂这些‘烂纸’原来却是宝，要早知道，这十四万八千多斤，该值多少钱哪。是我们命里没有发财的命，把便宜让给了罗振玉、金梁他们。甚至悦古斋的韩经理也比我强呀，他凭一张嘴就得了两千元介绍费，后来罗振玉又给了他三千，他轻轻松松白拿了五千；而我们花了多大力气，不过才赚一万，真气死我了。”

不幸之中万幸的是，历史博物馆当时放在故宫午门上的一些大内档案总算没有成为“商品”被人倒来倒去换取钱财，1922年，旧北京大学经北洋政府教育部同意，将这部分档案移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门代为保管和整理。数量计有62箱，1502袋。其中尤以清代早期档案居多。北大为此组织史学系、国文系教职工、学生进行整理，并成立了一个“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负责此事。到了1925年10月，亦即溥仪被驱逐出宫的次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内设古物、图书、文献三个馆。历史档案归属文献馆。文献馆先将内廷皇宫中的机关档案集中起来进行整理，随后打算将内阁大库中残存的档案也一并统一保管。但内阁大库地处外朝阳区域，辛亥革命后溥仪将外朝宫殿如文华殿、武英殿等交给北洋政府，他本人则仍在内廷居住，外朝宫殿则归北洋政府内务部管理，内务部将热河（即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陈设的文物在外朝成立了一个古物陈列所。他们对归属他们管辖的库藏档案不闻不问，但又不肯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后来在后者和古物陈列所和内务部的一再交涉下，直到1930年，才同意将这批遭逢尘封虫啮的档案让故宫博物院接管。而在此前，社会上围绕大内档案的流失，舆论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罗振玉将40余箱大内档案出卖给日本人松崎后，此事传出，国人顿时议论纷纷。偏偏此时，《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1927年11月出版）发表了蒋彝潜《论档案的售出》一文，为之辩解，还说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利来去总得糟蹋掉很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愤慨之下的鲁迅提笔撰写了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 》。鲁迅在文末写道：“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对于先生所指书籍或古董以外的东西暂且不论，但就本文述及的大内档案言，先生耳闻目睹的事实确实是这样。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而将北京大学所藏内阁档案和故宫所藏内阁档案悉数收集整理，这批劫后仅存的珍贵历史档案才真正有了安稳的归属。它们的价值也从此日益得到了体现。遗憾的是，这一切，病逝于1936年的鲁迅先生已看不到了。

(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