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家书
作者：宁波市档案馆
档案往事
2006年初，宁波市一位离休干部周一甫先生致电市档案馆，谈及家中有一批旧家书，想请市档案馆帮助鉴定。宁波市档案馆随即派专人拜访周老先生，并邀请宁波大学历史系专家对这批家书进行初步鉴定。据周老先生回忆，这批家书是18年前从一户亲戚家拿来的，家书是其祖上遗留下来的。后经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积极争取，周老先生将这批家书无偿捐赠给市档案馆。
这批晚清时期的私人家书共46件，其中完整信件21封，主要是“一经堂老人”给其子的家书。“一经堂”源自西汉韦贤“一经教子”典故，“一经堂老人”真实姓名今天已经难以考证，但其祖籍湖南，并长期居住于广西则确凿无疑。
清代家书
档案介绍
宁波市档案馆馆藏清代家书是“一经堂老人”与儿子“融儿”之间的书信往来，共计46件，分别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腊月二十六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九日、二月初七日、二月二十九日、六月十八日、六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日、七月二十六日以及十月十五日等。46件信函中，21封为完整信件，其余信函有散佚。这批家书蕴含大量晚清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信息，内容涉及晚清选官制度、幕府制度、土地租佃、民变以及清代官吏为政观、价值观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向来较为完备，自隋唐确立科举制度，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甲辰“诏废科举”，在此1000余年里，科举制度始终是中国选官制度的主流。但是，科举制并非唯一的选官方式，捐纳也是时人入官的方式之一，它是选官制度的重要补充。在这批家书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涉及选官制度中的捐纳。
如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八日家信中，“一经堂老人”谈及，虽然积极为其子捐官一事奔波，但时人心理上总觉得捐纳的官职并非出于公平竞争和真才实学而来，往往有轻视之意，故希望儿子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而非通过捐纳得官。他在信中明确要求儿子不要放弃学习。此外，信中也提及清代捐官补缺的程序，先到省，“满一年，方能轮补，定章如此”；“京城报捐，每月只十二日一次，上兑则须八月十二日”。
家书还反映了该时期幕府制度的一些情况。幕府制度在清朝实施“新政”前颇为发达，许多官员置“幕”，并将其作为协理政务的重要手段。家书的主要作者“一经堂老人”就是该时期入幕者的典型代表。他在书信中谈到幕府工作的酸甜苦辣、人际交往中的勾心斗角等，说明并非所有进入幕府的师爷都地位特殊、待遇丰厚，所得报酬也并非都可养亲育后，倒是境遇凄惨者在书信中反映较多。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日信中提及的胡翰卿，因久病不愈，死后竟无钱买棺安葬。就是“一经堂老人”自己，经济也并不宽裕，其子捐纳之官也系“勉强而行”。这些资料颇为难得，从中可了解清代入幕之宾和中下级官员的真实生活状况。
清代家书
家书还反映了清代的租佃关系、物价、军费开支、货币兑换等。如“一经堂老人”在湖南的祖产，“每岁收租，虽有拖欠，总可获八九十千文，足敷应用。从此祭扫之资，不致无着矣。”正月十一日晚所书，谈到省城米价较往年昂贵之事。馆藏中编号为21和22的家书似为一封，提到雇佣船夫民夫价格和铜钱兑换洋圆的问题。这些都是研究清末经济史的重要资料。
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大量赔款，白银外流严重，全国经济总态势是银贵钱贱，这在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但家书反映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九日的家信所显示的重要信息就是“时事艰难，用费总不能节，银价低而钱价高，日用一切皆贵，所得是银，所用是钱，以致火（伙）食成增一倍，更为难也”。由此可知，在清末，银贱钱贵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非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清末政局动荡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使得改良思潮大兴。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为了倡导新学，开通风气，于1897年5月在桂林发起成立了一个维新派组织——“圣学会”。“圣学会”借尊孔子“圣学”为名，实则推广康有为“仁道合群”的维新理论。但这种新生事物“一经堂老人”极力反对。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十六日晚的家书中，“一经堂老人”把圣学会的人称为“奸党”，这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时人对“圣学会”的态度。
除此以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腊月二十六日信中，“一经堂老人”除劝诫儿子做廉洁之官、爱护百姓外，还要求其在做官时要积德而非积财，认为财不如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社会官员的道德准则。
家书也提到涉及清末赋税制度、近代浙江发生的“台州教案”以及意大利强行索取三门湾等内容和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慈禧对待英国要求“赔修教堂银十万两”等八项主张和意大利要求驻兵台州等无理要求，“一款不允，决意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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