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的仁慈堂大赦公告
作者：马骥 方慧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借用黄埔条约的签订强势介入天主教在华传播事务，借传教和护教的名义扩展法国在华势力及利益，而浙江为其重视和大力发展的地区。1846年，天主教浙江代牧区成立，即由法国遣使会管理，历任主教均出自该修会，自此，浙江即为法国天主教势力所专属的传教范围。遣使会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其下辖的档案馆，收录了大量与浙江相关的传教史料。
天主教浙江代牧区的主教座堂自始便设在宁波，即使在1910年，浙江代牧区划分为浙东、浙西两个，宁波仍为浙东区总部，始终是遣使会把持的浙江传教区重要的传教据点和活动中心。故此，在巴黎遣使会总部档案馆（地址：95 rue de Sèvres 75006 Paris）中有关浙江的档案，其中相当部分与宁波密切相关。
我们在有关浙江（Tche-Kiang）的档案（C156-7）中发现一则宁波仁慈堂的公告，中文、法文文本各一，可互为对照。中文公告无特别标题，起首句子概括出该公告主旨：“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另六年西拾月十一日教皇比护第拾颁赐众教友凡朝拜宁郡仁慈堂内小堂者可得大赦”，故可称之为“大赦公告”。法文有标题，且相当简洁，为“大赦”法文大写复数形式（INDELGENCES），中文公告起首句子的内容，则下移至正文中体现。这个“大赦”公告，对我们认识天主教遣使会在宁波如何传教、以及借传教活动控制信众和扩大其影响，起了很好的示例作用。
一 大赦公告的样式及内容
中文、法文公告约为现今的B4纸尺寸规格，铅印。
中文公告全文如下：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另六年西拾月十一日教皇比护第拾颁赐众教友凡朝拜宁郡仁慈堂内小堂者可得大赦
全赦开列于左（如下）：
圣母取洁瞻礼——西二月初二日
圣母领报瞻礼——西三月廿五日
圣母升天瞻礼——西八月十五日
圣母圣诞瞻礼——西九月初八日
献圣母于主堂瞻礼——西十一月廿一日
圣母无原罪始胎瞻礼——西十二月初八日
西五月总主日内
西十月总主日内
凡教友于此等瞻礼主日内办工领圣体，按教皇意思念经，每次可得全赦。
不全大赦：
凡众教友每次在圣母台前真心痛悔，虔诵亚物玛利亚一遍，可得三百天大赦。
以上大赦并不全之大赦，亦可让于炼灵。
（分隔符）
教皇良第拾三谕准凡教友朝拜宁郡仁慈堂内小堂者可得全大赦：
西八月初一日申时起至初二日申时止每次进堂，每次可得全大赦。
圣母显灵圣牌瞻礼——西十一月廿七日
Permis D’imprimer. † P. M. Reynaud.
大赦公告分为两部分，正文为比护十世（Pope Pius X，1835-1914）于1906年10月11日颁赐的大赦谕令：宁波府的教友在圣母取洁瞻礼、圣母领报瞻礼、圣母升天瞻礼、圣母圣诞瞻礼、献圣母于主堂瞻礼、圣母无原罪始胎瞻礼以及西五月总主日内和西十月总主日内，如果能在宁波仁慈堂内的小堂完成必需的“办工、领圣体、按教皇意思念经”等礼仪，即“每次可得全赦”；“凡众教友每次在圣母台前真心痛悔虔诵亚物玛利亚一遍可得三百天大赦”，即得“不全大赦”。而“以上全大赦并不全大赦亦可让于炼灵”。
附录列举了前代教皇良第十三（Leo XIII）类似御准的大赦两次。其一，良第十三谕准“凡教友朝拜宁郡仁慈堂内小堂者，可得全大赦”，时间为“西八月初一日申时起至初二日申时止”，在法文公告中，这次活动对应8月2日之宝尊堂节（宽恕节），颁发时间为1896年5月21日。中文公告和法文公告的节庆时间略有差异，可能是考虑时差因素，让中国和罗马及宝尊堂本地的礼仪能同时举行。其二，西十一月廿七日的“圣母显灵圣牌瞻礼”，法文标识颁发时间为1894年11月17日。很显然，法文公告补充了中文公告所缺失的内容，即具体活动的名义及谕准的颁发时间。这些内容，不是作为公告对象的教友们所需要知道的信息，中文公告予以省略。
两份公告的最后落款均为：Permis D’imprimer † P. M. Reynaud，意即浙江代牧区代牧赵保禄主教同意刊印并颁布该大赦公告。
要准确理解公告内容，首先需要了解和澄清公告所提及的概念或专用语，也即“瞻礼”、“主日”、“大赦”、“不全大赦”、“亚物玛利亚”及“炼灵”等。
瞻礼，简言之，即教友在天主教的各种节庆日前往教堂参与相应的宗教活动。除了瞻礼外，基督徒的宗教活动集中在“主日”——“敬拜主耶稣的日子”，也即礼拜日。文中提及的西五月及西十月的“总主日”，即为这两个月里所有的“主日”。五月为“圣母月”，十月为“玫瑰月”，均为献给圣母玛利亚的月份，教徒在礼拜中念诵“玫瑰经”（rosaire），效法圣母的德行以及请求代祷，可通过圣母的帮助获得大赦，以及救助亡灵，即通告里的“让于炼灵”。“亚物玛利亚”为法文Ave Maria（圣母经）的中文音译。
公告的关键词是“大赦”。根据天主教的法典，大赦是在天主前，赦免已蒙宽恕罪过的暂罚，分为“全大赦“和“部分大赦”，即公告中的“全赦”及“不全大赦”。信众通过大赦可以赦免全部或部分的暂罚，以裨益自己或让于救助亡者，后者又称“炼灵”。禧年（Holy year）又称圣年，是天主教为促进教会内在的生活而施行宽恕或赦免的特殊年份，通常每隔二十五年庆祝一次，因此普遍的大赦也会在每届圣年中例行颁布。由于颁赐大赦是教会的权能，因此在施行和领受上都须严格遵守教会法的规定。具体而言，教宗以下的任何权力只有在得到教宗的授权后，才可以实行大赦。而领受者不仅须为有得大赦意向的信徒，还需要按照颁赐的内容在指定的时间内，以应有的方式，完成所规定的善工。从本质上来看，大赦既是教会给予信徒们的特殊恩典，信徒借助教会的帮助可以得到拯救，也是教会借机扩大影响力的举措，获得广大信徒们更为虔诚的拥护。
这则由教宗庇护十世在1906年谕准的与宁波仁慈堂相关的大赦公告，是极为特殊的恩典，并非教会完成禧年分施救恩的惯例。
二 从公告的内容看天主教在甬的传教策略
公告的参拜地点为“宁郡仁慈堂内小堂”，显然针对宁波地区的“教友”，而主事者为长年驻守宁波的浙江代牧区主教赵保禄。这则公告，最为吸引教友的地方，则在于“可得大赦”，也即得到救赎。通告里各类“瞻礼”及五月、十月的主日，总计达14次之多，教友们在短短的宗教活动周期内，有很多获取善功得到救赎的机会。
赵保禄（Paul Marie Reynaud，1854-1926），法国遣使会士，1884 年被选为浙江第五任宗座代牧。1910年浙江代牧区划分为浙东、浙西两个代牧区，赵保禄则任浙东代牧区首任主教，在宁波生活达42年之久，1926在巴黎去世后归葬宁波。赵保禄在任四十余年间，教区内虽时有民教纠纷产生，但教务总体较为兴盛，教会活动丰富。
赵保禄对传教事业的狂热，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形容，他要缔造出一个“传教士的中国”。这句话出自Une Autre Chine（另一个中国），一本由他署名的带有自传色彩、描述其在宁波及浙江的传教事业的书，刊行于1897年。实际上，他的热情的成效颇为可观。C-176档里收录了一幅浙江代牧区传教区域图（Carte du Vicariat apostolique du Tche-Kiang），右下角手书说明：“该图启用于1897年。但自该时期以来，教会的堂所数目扩增至少两倍以上”。也即至图上方铅笔标识之1905年，不到十年间，教会的产业扩张两倍以上。
赵保禄任内，天主教徒皈依的数目更是惊人。他于1884年接替苏凤文（Edmond-François Guierry）任主教时，教徒约为5000人，在他于1926年去世时，达到73000人之多，其中他主理的宁波教区为48000人，杭州教区为25000人。这种迅猛的传教效果，可能与他“依教横行，纵容包庇”的传教方式不无关系。但是，1905年年底，法国推行政教分离政策，并因此终结在华之“护教权”。赵保禄的横行无忌的传教方式，因应时局的变化，而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而这张为吸引信众参加教堂活动的大赦公告，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种变化和调整。
首先，从地点看，仁慈堂虽非天主教在宁波的主教座堂，但是天主教在甬慈善事业的重要构成，也始终是宁波天主教举办仪式和传播教义的重要地点。因而教会将信友们履行善工的范围限定在此地，不仅是其一贯重视慈善机构传教功能这一传教策略的重要体现，也是实施此次大赦的有效途径。仁慈堂，又称耶稣婴孩堂，法文为Maison de Jésus Enfant，是法国遣使会和仁爱修女会共同创办的教会事业。1847年，仁爱修女前赴澳门，开启了女修会来华的先河。1852年，修女前往宁波并“建屋于南郊”，即现今之药行街。
整体而言，仁慈堂的修女们担负着抚育女婴童、施诊和开办社会服务机构等教会的慈善任务，同时在此过程中也承担起传教的工作，她们精通汉语，能很好地服务于教会的传教事业，而仁慈堂就是她们传播福音的主要场所。此堂虽非赵保禄初设，但他对仁慈堂非常看重。1892年，赵保禄应罗马教廷的功令创立以培植传授教义和办理慈善事业的人才为宗旨的拯灵会，会址起初就设在仁慈堂。因此，1906年颁布的这则大赦公告选择在仁慈堂施行与其传教意图颇有关联。
其次，在时间上，根据《历届圣年表》可知，1906年的这次大赦并非常规的禧年大赦，而且与此前良第十三额外谕准的两次相比，剧增为14次。教会之所以在这一时间点推出向当地民众示好的非常举措，或许因为1905年法国推行政教分离法案，次年浙江官员顺势请旨整顿教务，赵保禄为应付这一局面而大力争取有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法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法国逐渐攫取到在华的“保教权”，清政府也被迫在传教问题上做出诸多让步。不仅如此，1885年中法战争时，良十三世还致书清帝，请求保护教士。以上多重的庇护，使得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不仅畅通无阻，相关利益也得到了很大的维护。
赵保禄任主教前期，倚仗天主教的在华势力，在发展教会事业的同时多次在民教冲突中因过于偏袒教民而引起民众的不满，也常因为教徒出头而染指浙江政治事务，冲击地方当局权威，民间传言“道台一颗印，勿及赵保禄一封信”。例如对1900至1903年宁海教案的处理中，赵保禄不仅不明所以地控告当地官员保护不力之罪，还多次向法国总领事和浙江省、道、府的官员告急，导致事态愈演愈烈。1905年，浙江巡抚聂缉槼在一封奏折上有切肤之痛般的描述：“全浙法总主教赵保禄在宁波有年，狡诡奸猾而又深悉内地隐情，平日依教横行，纵容包庇，官场久已畏之如虎。”
不过，赵保禄“依教横行，纵容包庇”的行径在1906年之后有所收敛。1905年12月,法国颁布《政教分离法案》。1906年1月,法国驻华公使告知清政府,此后放弃对其他国家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教权。而浙江巡抚张曾敭也趁此机会在1906年5月的一则奏折中控诉赵保禄在任时浙江“天主教案较耶稣为尤烈，耶稣新教支分派别权力稍逊，独天主旧教多认为法国为之保护。一遇有事，华教民挟洋教士为重，洋教士又挟公使、领事为重”，因而请求清政府“乘此时会，与之订定教律，减损教权”，并具体开列整顿政务的九条建议，其中对教会事业以及教士和教民的管理要求颇为严格。或许是迫于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也考虑到传教事业的长远发展，天主教便在1906年10月颁赐此则大赦公告。其目的在于，通过提供大量“大赦”机会予以教友，促使其参与教会活动，更紧密连接教会与信众的关系，也从而达到加强对信众的控制的效果。而在此次大赦发布之后的数年里，赵保禄也的确更加专心教务，大力发展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报刊、医疗和慈善等教会事业，也凭借较温和的教化方式在教区内得已立足。
三 结论
与明清之际入华的天主教走上层路线不同，鸦片战争后再度入华的天主教更多地向底层发展，吸收了众多穷苦无依的底层民众，其自身教会势力之扩张、传教之策略，无不与列强在与清政府的冲突中攫取的条约特权以及形势的变化相配合，由赵保禄所主导的宁波遣使会天主教的发展及传教策略，也体现出这一特点。赵保禄在任浙江教区主教时传教政策的前后变化，正是形势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这则大赦公告的出现，是对这一变化微妙而具体的体现。
通过对这则大赦公告的分析可以发现，仁慈堂本就被天主教视为在宁波用以劝化教民和宣扬教义的重要工具，而由赵保禄传达的此则大赦公告则更加体现出天主教对仁慈堂传教功能的重视。但不可否认，这只是教会为了与当地民众和解并进一步推广传教事业而做出的妥协，最终目的也只是想要树立圣教形象从而保持天主教在甬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其文化渗透也始终没有停止。因此，对于天主教在甬传教事业和传教策略的复杂性，应当持有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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