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丛报》中的宁波（十）明清时期宁波的对外交往（之一）
作者：田力
宁波地处大运河与东海的锁钥之地，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海上交通自古繁盛。唐时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天宝十一年（752年），日本孝谦朝所派第三次遣唐使的船舶驶抵明州（宁波），此为目前已知最早到达宁波的外国船。之后，遣唐使舶来华均走“海道南路”，这是一条从日本九州出发，横渡东中国海，到明州、扬州等江浙沿海港口的直航线路，也是此后中日间交通最主要的航路，由明州港航去日本的民间贸易船只也不断增加，宁波的海外贸易日益昌盛。北宋时期，政府将海外贸易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一些港口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市舶司，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明州是当时所设的五大市舶司之一。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诏令“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这就从制度上确立了明州港是当时对日本和朝鲜半岛最重要的贸易港。南宋时期，明州（1195年升格为庆元府）因靠近首都临安（杭州），地位更加突出。政府甚至规定“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谴焉。”（《宝庆四明志》卷6《郡志》）这也意味着当时的宁波是全江南唯一的国内国际港口。元代的庆元港是全国三大港口（广州、泉州、庆元）之一，至正十四年（1277年）设立市舶司后，“舶务益增”，税收可观。明朝建立后，只许可开展与外国有限度的朝贡贸易，宁波成为接待日本贡船的唯一港口。随着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西欧势力纷纷梯航东来，不过时值嘉靖时期，明朝实行禁海闭关政策，而私人海外贸易却蓬勃发展，海商海盗兴起。最先来华的葡萄牙殖民者困于禁令，只能在闽浙沿海活动，他们占据宁波附近的双屿岛，经过多年驻屯经营，宁波双屿以国际海上贸易走私港而闻名于世。中、日、葡等国商人在此频繁出入，贸易兴盛。清初又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和“迁界令”，宁波的海外贸易活动受到压制。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政府下令“开海”，次年设立四个海关，其中一个即设在宁波的浙海关。1698年，又在定海城外“衜头”设立俗称为红毛馆的商馆，为外商水手提供膳宿以及定海海关办公之所。当时来进行贸易的西方商人主要是英国人，但好景不长，宁波的中英贸易由于受到重税和地方官勒索等问题的困扰，转向广州。“洪仁辉事件”发生后，乾隆帝将中外贸易严格限定在广州口岸，宁波与西方的贸易再次中断。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还恳请清朝准许英商在宁波、舟山等地贸易，遭到拒绝。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派胡夏米（HughHamiltonLindsay）率“阿美士德”号船到中国沿海刺探情报，该船于同年5月底到达镇海，并由甬江航行到宁波城区，要求进行商业活动，但未得到宁波地方官员的许可。以上所述便是鸦片战争之前，有关宁波对外交往情况的简要回顾。
英人美魏茶（WilliamCharlesMilne,1815—1863）居甬期间，翻检多种中西文史料，对于明清时期宁波与西欧国家早期交往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爬梳，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发表在1844年7月的《中国丛报》上，全文篇幅长达万字。他先介绍了最先开辟新航路来华的葡萄牙人在宁波的活动。自1498年（明弘治十二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daGama）率船抵达卡利卡特（Calicut），开辟了从西欧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直达印度的航线后，在16世纪最初的十余年间，葡人相继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科钦、第乌、果阿和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又将注意力投向中国沿海，他们后来盘踞在宁波口外舟山岛的双屿港，在此地长期经营，并将其经营成为国际走私港。美魏茶讲述了葡人占据双屿一事：在德·阿尔布克尔克（d'Albuquerque，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译者注）占据马六甲五年之后，佩雷斯特罗（Perestello）获其允许乘坐一艘商船前往中国，第二年归来后，讲述了自己的旅行。在他的鼓舞下，几艘马来和葡萄牙的船只在安德拉德（Peresd'Andrade）的率领下前往中国。通过精明的组织手段和良好的行为举止，对中国人产生影响，以至于能获允带着舰队前往广东。
马喀兰夏（GeorgeMascarenhas，葡萄牙船长——译者注）随安德拉德的船来到屯门（St.John），发现那里也停泊着来自琉球的帆船，于是和他们一起沿着海岸前行。他很有可能到过福建和浙江的一些港口。在葡人因为他们的暴行而被赶出广东水域的屯门之后，马喀兰夏的冒险无疑为其同胞最终将双屿变成他们的商业中心起到了主导作用。因此，大约在1522年，或者说是在明朝嘉靖皇帝继位之初，与欧洲的贸易首先在双屿开启了。
其地有两座教堂，一座市政厅、两家医院，以及超过1000幢的私人房屋。尽管这里属中国管辖，但实际上是由一个自治市政机构统治着，这个机构由行政司法官、审计官、法官、市议员以及其他六七种官员组成。
他又根据瑞典人龙思泰《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一文中的内容，描述了葡人在双屿的据点被明军捣毁的原因和过程：这个宏伟而富庶的居留地的毁灭，归因于一个叫佩雷拉（LancerotePereira）的法官的挑衅行为。据说此人将价值几千克鲁扎多（Cruzades—葡萄牙货币单位）的货物交给了某个中国人，但交货之后这个中国人却杳无音讯。他决心为自己损失的货物取得赔偿，并从那些与此事无关的人身上挽回损失。他纠集了18或20个游手好闲的无赖，乘黑夜袭击了距双屿（Liampo）约二里路的一个村庄，抢劫了11至12户人家，掠走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并毫无道理地杀害了大约10个人。这一暴行是对国家保护人民的法律的挑衅，和对神圣的财产权的蔑视，立刻引起愤慨。周围的居民都站在受害者一边，共同向地方官员递交了一份禀帖，抱怨这些外国人所带来的烦恼，以及此时所犯下的罪行。
这一罪案得到了审理，浙江的道院或巡抚根据所提供的犯罪事实，下令将该地毁灭。这项命令得到了执行。“不到5个小时”，目击者平托说，“双屿就一物不剩，荡然无存了”。12000名基督教徒被处死，其中有800名葡萄牙人。25艘大船和42艘中国帆船（另一说法是35艘大船和2艘中国帆船）被焚毁。—但据法里亚的说法是30艘大船。
据中国文献记载，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朱纨“遣都指挥卢镗、副使魏一恭等捣双屿港贼巢”“镗入港，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贼巢自此荡平，余党遁往福建之浯屿”。（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倭变记》）不过，葡萄牙人曾在双屿建立如此大规模的殖民地的说法，显然是言过其实。而在美魏茶看来，是葡人在屯门和双屿等地的暴行和贪婪让他们自取灭亡，被赶出中国的土地。此外，还有更严重的后果，即“使中国对外国的仇恨，对西方人的蔑视，以及全国性的排外情绪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不断增长，并且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障碍，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生命来打破它。”
在早期的外文记载中，关于葡萄牙人所占据的双屿港，主要有Liampo、Liampoo、Limpo、Limpoa等多个外文名，而这些地名都是从“宁波”（Ningpo）的读音转译而来。美魏茶明确地知道这一点，而且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给出自己的解释：
根据葡萄牙语的发音规则，用字母m发ng这个音。在以前的作者那里，首字母“N”一般被“L”替代，这种奇怪情况的出现毫无疑问是由于在马喀兰夏参加的那个琉球船队中，或者是此后当商馆从屯门搬到宁波时，福建的引水员很有可能担任向导，而他们的发音会跟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例如：“厦门”说成Amoy,“茶”说成tea，“武夷”说成Bohi，等等。因此，第一批殖民者会采用福建人的方言发音，他们不会说Ningpo,而是Liangpo或是Lengpo。也有人说广东人会将首字母N发成L这个音，所以“南京”被说成Lamk—ing；而在宁波，人们出现同样不规范的发音情况也不在少数。
实际上，Ningpo本是指“宁波”，而葡人在占据双屿之后，或许是由于认为该港口原本就是属于宁波府的港口，也用Ningpo指代双屿。而且由于发音的问题，将Ningpo发成了Liampo等音。但是，这样也会导致后世许多学者都误将Liampo当成了宁波。针对这种混淆的情况，美魏茶引用龙思泰的研究，指出：
Ningpo和Liampo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宁愿相信，它们之间的距离相当于澳门与广州府之间的距离，外国人必须在离府城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才得以定居，因为府城是第一等的城市，否则能有何等的奇迹，在中国人将Liampo化为灰烬时，宁波府依旧安然无损？
此外，美魏茶还结合中西文史料，对双屿港被摧毁一事进行了考证。这表明他已不是在简单叙述史事，而是展现出了研究者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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