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沫（1917－1966），原名厉全起，中共党员，1917年9月出生于慈溪县厉家村（现慈溪市掌起镇）的一个农民家庭。今年是柴沫去世100周年。柴沫早年在家乡鸣鹤区洋山乡（今属慈溪掌起镇）初中仅读一年后随族叔到上海当学徒。在上海他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而且关心天下大事，身受“左翼”人士的影响。1937年冬，柴沫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工作时，柴沫被分配到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担任秘书，深得毛泽东的教诲。抗战胜利后，柴沫离开延安，历经承德、天津、长沙、广州等地工作任职。

1956年，调任铁道部科技局局长。1959年，柴沫进中央党校学习。后经田家英推荐，调中央政治研究室任秘书长。1964年春，原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为陈伯达，柴沫任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的月底，为了了解农村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让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赴毛泽东家乡湘潭韶山等地开展调查。田家英要柴沫共同带队去。这次选定的地点——湘潭的韶山冲、湘乡的唐家坨、宁乡的炭子冲，分别是毛泽东的家乡和毛泽东外祖父的家乡，以及刘少奇的家乡。调查组的成员，以农村工作部、政研室的干部为主组成。此外还有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办公厅的个别人，总共17人。他们是：农村工作部的王录、裴润、王涵之、罗贞治、刘显谦；政研室的柴沫、高禹、李洪林、郭冲、丁伟志、张作耀、孙启佑、宋士堂；红旗杂志社的张先畴、张凛；人民日报社的萧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金石；还有就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田家英和逄先知等。调查组到达武汉时，在东湖宾馆的梅花岭别墅，毛泽东、王任重（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谢富治曾会见了调研组成员，并在一起合影留念（见上照片）。当时毛泽东拿着名单逐一点名。点到柴沫时，他说：“柴沫，老朋友了！你在延安我的办公室工作过，还管过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在困难时期做得不错。”点完名后，毛泽东开口道：“知识分子成堆么！”

调查组成员到达湖南后，社员们普遍提出了实行“分田到户”的强烈要求。田家英等进行一系列的座谈、走访后形成了基本调查报告，认为《六十条》虽然改善了生产和生活状况，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面临的经济困难，不能有力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无法从根本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报告中反映了这些农民提出的强烈要求，并且认为只要允许农民这样做后，“就会精耕细作，两三年就能恢复生产”，“粮食可以增产，家庭副业也能很快发展，社员吃得饱，征购好完成，政府也买得到东西”。报告还认为它表达的是农民恢复生产的强烈愿望，“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作解释”。

不久，田家英和逄先知赴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把调查组在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炭子冲的报告寄给了在北京的刘少奇。调查组则暂由柴沫主持。毛泽东在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报告之后，当即明确表态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然而，田家英等还没有意识到调查报告问题的严重性，而是按照自己的认识思路继续向前走。回到北京后，认为自己关于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有制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设想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准备在湖南调查的基础上，安排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同时又组织研究室分两个调查组分别赴对“包产到户”持抵制意见的东北和山西（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和省委有反对和抵触“包产到户”的呼声）去调研。

柴沫则在研究室认真传达了田家英的意见。他此时以为中央已经原则上同意要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只是考虑到波及面的大小，要调查组再去两地做一番调查。最后，高禹带队去了山西，王忍之、张作耀、马仲扬等则随柴沫去了东北（到长春后又增加了王广宇）。据马仲扬回忆：“柴沫督促我们每到一地，每有所闻所见，都立即连夜写出报告，即发北京，报田家英。”岂不料，这又是“罪”上加“罪”。

就在调查组在湖南开展调查期间，田家英还曾请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和研究室主任、中办财经组组长梅行专程到韶山向调查组传达中央当时拟定的《休养生息二十条》。梅行说中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困难还未充分暴露”，“现在还没到沟底”，“要有思想准备”，为此中央设想在“重灾区”对于“包产到户”暂时不纠正。随即，柴沫受田家英委托，派人去安徽无为县考察当地“包产到户”的状况。此后，田家英把《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的《简讯》上。这也成为田家英等人的一条罪状，被视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疯狂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证据。据逄先知回忆：就在调查组在东北开展调查的时候，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了田家英，认为他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六十条》而是去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指定由陈伯达负责为中央起草《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接着，在北戴河会议（即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以及稍后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并大讲“阶级斗争”，提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公开批评刘少奇等一线的中央领导人，但已公开而且严厉地批评了田家英，并且说他“把持政研室”。这也就是说，自此，田家英已经彻底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在此前后，正在东北开展调查的柴沫突然接到了田家英的电话，要他们立即结束调查返回北京。获悉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后，柴沫等感到事情突然，不明白中央为什么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此后，田家英不再负责政研室的工作，柴沫则做了一次自我检讨。据丁伟志事后回忆：“谁也没料到，四年之后，从田家英到柴沫，连同我们这些他们的追随者，会因此被一齐投入到灭顶的灾难中。”又据王力回忆：1962年北戴河会议批判“三自一包”，“主要是批陈云，附带批田家英”。与此同时，也曾是毛泽东秘书的柴沫，也受到了冷落。

1964年春，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原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扩大改组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任务是进行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研究，重点是“两史一中心”（党史、共运史、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院长仍为陈伯达，副院长有胡乔木、周扬（兼党委书记）、胡绳，秘书长兼党委副书记是柴沫。这其中，有3人曾是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柴沫。而此时的田家英，已被排除在这一机构的领导班子之外。

其实，这是了解内情的陈伯达以为“文革”即将发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已受到批判，而《二月提纲》则将被撤销，至于研究院大批判组按照《二月提纲》精神发表的批判文章，其责任不能由他这个院长来承担，应该由与田家英助手柴沫来承担，嗅觉灵敏的陈伯达到研究院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一是撇清与自己的干系，一是清理门户。这样，经过陈伯达的煽风点火，研究院批斗柴沫以及“柴沫一小撮”的大会和小会持续不断，致使柴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也将田家英划为了批判的对象。当时，田家英已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负责处理田家英问题的安子文会同王力赴田家英在中南海的住所，随即，“安子文指出田家英犯了错误，要检讨，暂时不工作，即中办副主任、处理来信来访的工作暂时不工作，田家英手边有许多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要他交给戚本禹”。5月23日，灾难性的压力之下，田家英在家自杀。

不幸的是在田家英自杀后三个多月后，柴沫也愤然自戕。1972年12月2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858号，摘要说：王若林（柴沫夫人）11月30日来信，她对毛主席的批示表示无比感激，军代表也已向她传达了关于柴沫问题的结论，肯定柴沫是受陈伯达等的迫害，同时又指出柴沫因系自杀，不够党员的条件，应受到党内除名的处分，而王若林认为柴沫是在陈伯达等的逼迫下被迫自杀的，并非是他畏罪于党，故不应给予党内除名的处分。显然毛泽东是同意王若林的意见的，他还愤愤地发问：“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批示，柴沫问题的处理似乎应该不成问题了，然而国内处于文化大革命进行中，柴沫问题的解决依然成为问题。直到197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柴沫的骨灰安放仪式。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主持仪式，原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胡绳致悼词正式为柴沫申冤昭雪，恢复名誉。

慈溪市档案局徐建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