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民国《鄞县通志》记载：“郎官巷，旧名郎官第。”“郎官”一职，相当于现在副部长一级的中央官员。郎官巷的来历，就是因这里曾出过两位郎官而得名。一位是明永乐年间（1403－1423）诰赠奉政大夫、刑部员外郎陈旷，其府第在原郎官巷19号墙门；另一位是晚清政治人物张家骧，他是同治元年（1862）进士，翰林院编修，担任过工部右侍郎和吏部右侍郎，也是参与讨论立嗣（光绪帝）的二十八位大臣之一，可见为朝廷所倚重。张家骧曾二为帝师，初入翰林院时为同治帝的弘德殿行走，后又成了光绪帝的老师，颇受慈禧太后赏识，慈禧曾亲题“砥德砺才”四字，并赐红漆金字匾额。张家骧在光绪帝身边长达九年，是影响光绪帝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人物之一。而光绪也视他为知己，专门为他建造私宅，这就是原郎官巷13号墙门，即有名的“张家大厅”。张家大厅大门前有四副敲旗杆夹石，左右各两副，比一般官府人家多两副，据说是光绪皇帝亲赐特许的。据说现江东七塔寺圆通宝殿的石柱上还刻有张家骧所撰书的楹联。史载郎官巷一带在明朝之前还是一片空旷之地，直到明永乐年间陈旷到这里建宅居住，从此陆续有大户望族来此栖居繁衍，高宅大院的老房子也就多了起来。除了陈家、张家两位郎官的府第外，还有原郎官巷4号、5号、6号的朝河墙门、9号的赵家墙门、45号的秦家墙门，以及一些祠堂等，“张家大厅”和“张董姓”两幢大民居是最具代表性的清代建筑。 

　　听老辈人说，过去郎官巷是一块位于宁波西门外直街南端的方形地块，面积约0.5平方公里，三面临河，一面陆地，即东为北斗河，北为西塘河，西为咏归河，南至现苗圃路一线。西门外直街即原西郊路，上世纪九十年代马路拓宽后成了中山西路，咏归河也是在那时开始的城市建设中被填掉，建成了咏归路。咏归路北头连接中山西路的那座桥是大卿桥，当然，也在那时被改建成钢筋水泥桥了。三十多年前，我大姐分配到西门外的一家单位工作，我因此常去那儿，每回路过大卿桥，总喜欢驻足观望一番。那时的大卿桥还是一座单孔的高拱石桥，看上去古朴典雅，雕饰精美，但不通汽车，只可行人或自行车推行。三十多年后，当我信步踱到这座十来米宽的桥上，不由感慨万千。如今的大卿桥只是一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桥了，静静地躺在西塘河上，肩负着南来北往各式车辆和行人通行的使命，桥旁堤岸杨柳依依，西塘河水缓缓流动，似在默默诉说着曾经的陈年逸事。我却想：如果当年保留老桥，在边上另建一座新桥，该有多好﹗ 

　　古大卿桥的建造年代不详，据说取此桥名是为纪念一位叫陈恭的京官。据全祖望的《甬上望族表》载：城西大卿桥陈恭，自金陵迁至鄞，居大卿桥之南，曾是明永乐三年举人，至宣德年间官拜大理寺少卿，正统年间升工部尚书，后被破格提拔为上卿。大卿桥的“大卿”指的就是陈恭。清代学者徐兆昺在《四明谈助》提到陈恭办案的一个故事，说的是在他任大理寺少卿时，宁波城西有一男子嗜酒成性，不听妻子的多次规劝，最后引刀自刎，官府竟草率判决该女子威逼丈夫、行为失常，以死罪论。陈恭查阅案卷后觉得事有蹊跷，经实地调查弄清了事实真相，于是判该女子无罪，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很是难得。由此看来，陈恭是一位善于思考、体察民情、敢于主持公道的官员，以他这样一位正直善良的大卿来为家乡的桥梁命名，实在是众望所归。 

　　离开大卿桥沿咏归路南行，在与苗圃路交叉路口，一道粉红色的墙映入我的眼帘。凑近一瞧，墙上图文并茂一目了然，有陈恭、张家骧等本土历史人物及相关事迹典故的简介，也有饱含浓浓人文气息的朗朗俗语，诸如“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是对宁波江南水乡风景如画的高度概括和赞美，“像不像人样，看看张家骧”，便是时人对张家骧最好的评价。置身这样的氛围中，我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远离都市的喧嚣，聆听先辈乡贤的教诲。 

　　关于张家骧，现在宁波的几个地名来历也与他有关。如张家当年在西塘河上造了一座望京桥，意为遥望京城不忘皇恩，望京路即由此得名。还有新芝路。张家骧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奉旨一路扶送灵柩回宁波老家，光绪帝则下圣旨命沿途地方官员迎送，家人为便于迎接皇上圣旨，就专门在西塘河的高塘上，即现在的海曙公园附近造了一个“接旨亭”，宁波话“圣旨”“新芝”读音相同，新芝路因此而来。 

　　1885年张家骧病逝于任上，葬于鄞县龙观（今海曙区龙观乡）。张家骧为官一生清正廉洁，逝后家人竟没钱办理丧事，还是在光绪皇帝获悉后亲赐御被，地方官府发送“抚恤银”2000两，才得以体面下葬。 

　　郎官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城建中变化最大，除望京桥南侧和折西一条主路的位置未动外，其他已多被改建，张家大厅在1992年城建中被拆除，苗圃巷1号张氏族人张孟超的两幢砖木结构的民国建筑解放初即捐献给了政府，后一直由后勤部官兵所居住，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