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宅与林宅

盛炳纬（1855－1930），字省传，又字养园，镇海城区人，盛炳纬在清光绪年间辞官还乡后，积极支持地方办学，为培养许多具有更新思想的工商业人才作出了杰出贡献。曾与宁波知府程稻村于1897年创办储才学堂，后更名为宁波中学堂，即宁波中学的前身；于1904年又筹划创办镇海县立中学堂（镇海中学前身）与县立高等小学堂。

1886年，盛炳纬父亲因病去世，镇海老家又发生“红羊之灾”，正在丁忧居丧的盛炳纬“卜居郡城”，把家搬到了宁波镇明岭。据考，即今月湖郁家巷5号的盛氏花厅。花厅原为“林宅”，原主人为清同治、光绪年间的诸生林廷鳌，以山性近静，水性近灵、竹性近虚、松性近坚、梧桐性近孤、芭蕉性近卷舒等等的品格来陶冶自己的情操，因命名为“近性楼”。而镇海县城故居经他修缮后捐赠给本族作为盛家祠堂。这所盛宅名为“养园”，是奉养老母的意思。从布局上来看，它保留了宁波众多民居照壁挡堂，从旁开门，主体建筑四周用墙遮隔的特色，从建筑风格来看雅致精巧，为研究清代宁波民居提供了实物样本。他与长兄醉六秀才笃于胞情，一直没有分爨。盛宅环境幽静、幽雅别致，似乎主人将在此悠游岁月，但“养园”并没有成为他林下隐居之地。

民国《鄞县通志》有盛炳纬传记，并与陈政銅、张美翊、冯丙然、王世钊、李镜第、卢洪昶等为鄞县作出杰出贡献的6位名人一起编入“人物类表第九·方闻”内。

学政与新学

盛炳纬在1879年浙江乡试中举，后又赴京考取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93年被授为翰林院编修，接着两度外任学政，到1905年科举废除，前后25年。1885年奉命到四川任学政，任上表现非常清廉，如原先该衙门“惯例”，新吏胥上岗必须按规矩向学政缴纳顶参拜见费，礼金一个人动辄纳数千。炳纬立即割除了这项陋习。凡是科举腐败现象，他总是“严于考核，杜绝冒滥”，结果“使署积习，为之大改。”

在1891年江西学政任上也是如此,其时他还代巡抚兼办江西乡试监临。主修缮了省城经训书院,给诸生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每当按试抵临,他总是勉励诸生在好好研究经史的同时,努力提高个人素质，不要仅仅满足于埋头做八股文。经过严格的考核筛选，他抽调各县高材生一百多人，集中在经训书院研习。为了让士子们学术进修有足够的图书资料，他把个人近三万卷藏书无偿捐赠给了书院。有一次，他按试到了广信县，点名叫到“杨宗简”，竟因此找到了南宋学者、乡贤杨简的坟墓，就在贵溪的罗塘，那里一带杨门后嗣堪称昌盛，而慈溪和整个宁波方面对此却茫无所知。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腐败的清廷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事炳纬的刺激极大，他叹息说，现在民心离散，国计窘迫，形势危急，凡爱国哪有不痛哭流涕的？所以在学政一职期满以后，他即以老母年事已高为由向朝廷要求归家终养，自动取消留京候缺。在勉强获准回乡后不久，浙江巡抚冯汝騤又因看中盛炳纬是个难得的人才，就立即应皇帝举贤诏令把他列为本行省具此资格者的头号人物予以保荐。可由于炳纬本人执意不肯应荐，此事只能作罢。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宁波府知府程云俶创议在宁波兴建学堂，他邀集严信厚、汤远崟(字仰高)、陈汉章等甬上名宿讨论创办新学之事，议定以湖西崇教废寺为校舍，大体上参照创立于1863年的上海广方言馆章程办学，课程注重语言。此事已由道台、知府公署禀报浙江巡抚以及南洋大臣，同意立案开办。程知府接着邀请盛炳纬及学界名流包履吉、江仁征、袁尧年、张美翊等举行会议，进一步研究落实办学事宜。后聘请慈溪杨敏曾为“学堂总教习”，杨敏曾来甬后，对炳纬等进言，办学章程非改订不可，否则便难以具体从事。于是炳纬与美翊一起草拟了《储才学堂章程》，并命名该学堂就叫做“储才学堂”。炳纬等与杨敏曾商定，聘请福建陈绎如教“译学”，江苏吴成之教算术，其余经史、词章、舆地等科都由杨敏曾一人兼任。风声传播出去，高材生摩肩接踵而来，崭露头角的年轻士子先后入学，前后共计一百余人，局面“极盛”。

1904年储才学堂易名为宁波府中学堂，张之洞题写校名。翌年，废科举令下，随着程知府去世，继任知府江西籍喻兆蕃(庶三)也是翰林编修出身，他跟前辈炳纬私交颇深，其恩师张嘉禄(张寿镛之父)又是炳纬的多年知交，所以特别拜托炳纬继续兴办新学。以后喻兆蕃升为宁绍台道台，腾出更多精力热心兴办新学。他看到府中学堂校舍过于狭窄，决定寻址迁校。其时宁波城区南郊的道厂是旧时公办的造船、修船场所，长期废弃抛荒。这里背河面江，地势清旷，没有城中湫隘尘嚣之气，是辟为学校的理想选择。是年，喻兆蕃邀请盛炳纬以及童玉庭、范清笙三位先生负责筹款和建造新校之事。后来因为童年事已高，范则忙于他事，都辞去其事，于是所有筹款、建筑等创建新校事务全由炳纬独力事，对于此事，炳纬在撰写的《述中校缘起》、《记中校建筑始末》以及《翰香学校陈稻笠先生百龄诞辰纪念》等数文中，全面介绍当年宁波府中学堂筚路蓝缕的筹建情况。

炳纬知人善任。起用建筑能人石莼晓，由宁波教育会副会长陈训正(屺怀)介绍工程采购员等，皆为得人。所建筑的大小房屋一百数十间，包括讲堂、教室、自修室、寝室、膳厅、操场、会客室、校工住房、庖漏坑厕，一应齐备。1905年2月开工动土，年底就顺利竣工。 尤为难得的是，原本官方认定道厂共有土地不到30亩，但炳纬在踏勘时发现道厂门外有8亩多闲散土地，经他询问一个在那里施肥的菜农，获知原来也归道厂所有，只不过界石早就被贪渎之吏埋在地下，然后私下把它租了出去从中坐收租赁之利。炳纬把它收回作为校产，又建起了大操场和会客室等。炳纬还展示出不凡的经济头脑，例如为中学堂购得浙江铁路股券2500银元，以此作为“岁修费”，结果还有积余，凭所增添利息可备“他日无风雨飘摇之叹”。时人称赞道，府中学堂“得维持至十数年之久，非炳纬苦心任事，诚心素孚，不及此。”

镇海也是如此，盛炳纬与王人绅等发起兴办县中学堂，所选地址与县学毗邻，原书院财产悉数归入，炳纬本人则亲赴沪汉，向镇海籍商帮集资数万两银，并在1911年建成全新西式结构的县中(1930年代被日寇炸毁)。为了配备优秀师资，他与乡贤们选拔了本县6名优秀士人，赴日本公费留学。

为了表彰他办学业绩，并推广他重视教育的思想和践履精神，宣统年间“全浙学务公所”曾向朝廷奏充盛炳纬为省公所议长，但被他本人委婉地予以拒绝。

儒者与商贾

炳纬与宁波商帮联系密切，他跟宁波帮巨子叶澄衷、赵朴裔都是儿女姻亲，跟早年宁波商会两任会长交谊极深。当时宁波帮在北京、天津、武汉、上海等地早年宁波商会两任会长交谊极深。当时宁波帮在北京、天津、武汉、上海等地都有聚居之处，他的视野和履痕时常落在那些地方。当然，他之所以获得宁波帮的支持，与他常为身处异地的甬人代言，为其利益奔波和呐喊密不可分。即使晚岁在“沪读”隐居,他也多次参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的重大事务，如上海四明医院的设等。1921年镇海发大水，后海塘多处崩塌，翌年3月，宁波旅沪同乡会组织“塘工协会事务处”，炳纬与其从弟偕同出力，除了募捐巨款，又从长远计议，通过友人黄涵之(会稽道道尹)向浙江督军要求为后海塘续办浙江塘工奖券，以海宁塘工模式对待这个工程，给它以长期的经济保障。

戊戌年(1898年)东南亚邻国缺米，有些商家利用海路贩运本地米谷从中牟利，沿海几个省份却因此出现粮荒，宁波、绍兴、台州等地也不例外，一时民心浮动，频频出现打劫商铺、抢夺粮食等事件。应道台、知府之邀，宁波几位名缙绅一起创立“宁波接济公所”，以贵籴贱粜，参与该公所的就有盛炳纬等人。

庚子年(1900年)，鉴于形势，炳纬等倡议创办巡防，加强对外国驻甬机构和新办事业单位的保护，动员舆论批评盲目仇洋仇教以及仇视新生事物等极端主张的荒谬，遏制要把储才学堂付之一炬的极端主义主张。同年，创办永川外海诸商轮，行驶于宁波、五山头；两年后航线扩展，航行于上海、定海、海门、温州等埠，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甬人的行旅。他还出面在浙江铁路甬境段内首先悬挂国旗，作为表率进行倡导。 

宁波府工部局的总办顾钊是炳纬的老友，他曾经应炳纬为府中学堂筹集资金之请，从宁波江北马路工程局调拨2700多银元给学堂充作办公经费，助炳纬替宁波府中学堂购得浙江铁路股券(银元2500)。顾钊后来成了的经理，而炳纬在该厂危难时刻由纱厂董事会邀请登上复苏该纱厂经济的关键位置——名誉董事，也跟顾钊有关。

民国四年(1915年) ，炳纬撰写《上浙江巡按使书》，详细叙述了自己参与挽救和丰纱厂的经过。该厂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比宁波首座棉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稍晚一年。和丰纱厂的创办人为顾钊、戴勳、郑贤滋、范翊钤、钱坤裕、屠友益等人，其中戴勳持股最多，他们大多为甬沪巨商大贾，当时炳纬正倾其全力在为宁波府中学堂奋力建校，未预其列，只是在和丰纱厂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才被纱厂董事会请出山来小试牛刀。那是宣统元年(1909年)之事。因种种原因，和丰纱厂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几年下来损耗达36万元，形势非常严峻。当时董事会讨论须聘请一位领军人物，其人不但应该具有前瞻的眼光，更应该具备丰富的人脉，在宁波官商两界以及在沪汉京津宁波帮商界，包括与同行的通久源纺纱织布局方方面面都有良好的关系，能够化敌为友，上下协作，和衷共济。最后“搜索”到的最合适的人物就是前清翰林、当今成功建设府中学堂的盛炳纬。

盛炳纬信守“陈力于乡”的誓言，毅然接受了顾钊以及和丰纱厂董事会朋友的竭诚邀请，在辛亥元年走马上任。首先他自愿认购1万元股本，以示愿与纱厂同舟共济、利害与共。他与几个主要董事核算:原有千余纱锭即使在最佳年份也只能获得8厘官息，这就证明纱厂永无恢复元气的希望，就建议董事会增添纱锭5600枚，但这得筹集银洋12万元。盛炳纬首先出面借到3万元，各位董事纷纷响应也借到9万元，第一炮打响：扩增纱锭终于获得成功。宣统二年，纱厂推出新招：发行“借债证券”。可是正当认购债券进行之际，翌年，辛亥光复军起事，社会动荡，谣言四起，人心涣散，富户大多避乱赴沪，纱厂也不得已停工。这年冬天，顾钊经理报告说“停工损耗极巨，近来每个月损失达8千元。”炳纬考虑以前已经损耗了36万元，若再停工一年，损耗势必又将增加10万元，如此全厂就完全不可救药。他估衡局势，毅然建议在民国元年(1912)二月照旧开工。可是纱厂能运用的资金已经无，从哪里去筹划呢?炳纬想到在武汉、上海主持兴业银行的亲堂弟盛炳纪，炳纪闻讯后急忙陆续汇来借款5万多两，这笔钱自然由炳纬“个人承担干系”。宁波辛亥光复前夕，炳纬参加了筹建民团的会议，大体了解当今的形势，他没有选择避乱赴沪，而是承担冒险开业的责任，陆续解决债务问题。在商界好友吴传基、姻亲赵家荪等协助下，由他个人出面担保，向银行、钱庄再行举债，约期归还，使得本来索还甚急的旧欠甬江各钱庄大笔款项得以缓颊，纱厂上下能够安心营业，而以顾钊经理为首的管理人员“实心实力”地致力业务，发挥聪明才智，至年底竟然斩获利润40万元之巨。

炳纬对鄞县、镇海老友感情笃厚，包括当年辛亥光复时的风云人物也多有交在，例如民国九年(1920年)他为魏炯(辛亥宁波光复领导人之一、民团团长)赠五诗，为姻亲赵家荪(辛亥宁波光复名人)赠五十寿诗。此外，为庚申翰林孙子寿“题画册”，跟鄞人谢蘅愍、袁履登、陈蓉馆、俞云荪、孙钟青等也有比较频繁的交往。这些都反映他即使晚岁隐居“沪渎”，对军阀混战以及北伐以后的时局并不满意，但对故乡也不曾有些许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