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仁

民国时期的上海，诸多方面领风尚之先。1923年1月23日，外滩广东路一座由外国人经营的50瓦电台开始播音。这是上海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也是全国最早的无线广播电台之一。1927年以后开始出现华商民办电台。截至上海解放前，全市共有民营电台23家，“军营”（含“公营”）电台22家，官办电台1家。

1949年5月27日晨，周新武等27名中共干部乘车到大西路（今延安西路）7号上海广播电台，宣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签署的命令：“上海广播电台为国民党宣传机关，兹任命周新武为本会接收专员，代表本会前往办理接管事宜。”随着对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的接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宣告成立。5月27日晚，参与接管的播音员夏之平、苏珮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呼号向全市人民广播，先由夏之平播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布告，接着苏珮播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次新闻。从此，上海人民广播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建立后，广播事业实行分区代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成立华东电台，对华东各地广播电台进行业务指导和管理。1950年2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筹备建立华东台编辑室，4月1日正式成立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的指示，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后，与上海电台合署办公，对外是两块牌子，内部是一套班子，华东电台称第一台，上海电台称第二台。

1950年5月27号发行的这本《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一周年纪念册》（档号B0-12-32），迄今已有60多年，记载了上海人民广播发展的历史。书中第一页即是一张“华东全区人民广播电台分布图”，纵观这幅图，我们可以看到，从北方的山东，到皖北、皖南、苏北、苏南，再到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设有济南、青岛、徐州、合肥、南京、扬州、南通、无锡、上海、杭州、温州、福州、厦门等电台，足以说明解放初期华东地区人民广播发展之快。1949年8月6日，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签署第10号委任令，正式任命周新武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苗力沉为副台长兼总编辑室主任。9月初，上海电台首次宣布组织机构设置，有：台长办公室、编辑部、工务科、行政科共4个部门。编辑部下设工业、政治及文教组，负责采编新闻、工人节目、政治讲演、市政节目、青年、妇女、儿童等节目，并在工厂、学校、机关发展广播通讯员及组织收听工作。编辑部还设有研究室，有一名主任，编辑们负责评论、报纸摘要、为听众服务等节目，同时负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俄语、新文字、无线电讲座等节目的组织工作。研究室管辖的资料组，负责收集、剪贴、保管资料，为各部门服务。

上海电台成立之初，每天播出一套节目，播出时间为9小时20分。1949年9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指示，上海电台同时担负对华东地区的广播宣传任务，使用2个频率，节目增加到2套，播出时间增加到36小时30分。

《人民日报》社论《各级领导机关应当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1950年6月6日）认为：“由于我国解放初期存在着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等问题，因此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工具之一。如果我们善于利用它，它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对此，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早有意识。

上海解放没几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陈毅等就通过电台发表了有关城市政策的广播讲话。新中国成立前后，电台多次转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如1949年6月20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领导人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上海电台作了转播；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上海电台先后通过转播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使上海和华东地区人民听到了毛泽东的历史性宣言。

截至1950年，全国共有49座广播电台，其中32座是在解放后新建的。这些进入中国各大城市的广播工作者，“几乎都是空手，没有任何业务的准备，对城市广播台的编播工作和组织工作毫无经验”，因此在联系听众的工作上走了一些弯路。开始时，大多数电台是以办报的方法来办广播台，结果是“内容枯燥、稿件缺乏、工作不开展、上级不重视、干部不安心”，再加上不懂得怎样去组织群众，于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上海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刚开始办节目时，上海电台由于经验不足，不了解听众需要，单凭热情和主观想象，在节目编排方面要求应有尽有，在工作方法上，还没有掌握广播特点而习惯于办报方式，往往闭门造车，把节目办得枯燥乏味，得不到听众欢迎。后来，电台接受经验教训，一方面适当调整节目，一方面号召工作人员走出编辑室，把节目交给广大听众共同来办，这样才使工作有了显著的转变。以青年节目为例，当以剪报办法进行工作碰了壁以后，编辑同志就与青年听众以及团工委、学联等青年团体取得联系，大力建立通联工作，并组织听众来台广播，使节目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进，更多地团结了广大青年听众。

按照“全党办广播”和“人民广播人民办”的原则，上海电台经常邀请群众代表和文艺工作者，到电台发表广播讲话或表演文艺节目，在建台后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有近2万人次到电台演讲、演播，发展了1110名通讯员，其中工厂通讯员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儿童上广播也达到219次。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设有“特别讲演节目”，主要是配合各项任务活动，邀请党政首长、各界代表、英雄模范来台特别讲演。比如“纪念七一、七七特别讲话节目”，演讲者有许广平、黄炎培、王绍鏊、胡子婴，“发行新钞特别节目”演讲内容有项叔翔《工商界对发行新钞的反映和认识》、颜耀秋《关于发行新钞应有的认识》；还有“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特别节目”，演讲者有宋庆龄，讲的是《我看见了新中国》，王芸生讲演了《人民政协的收获》，“宣传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特别节目”的演讲者有潘汉年、胡厥文、袁雪芬、白杨等。

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播出方面，该电台刚成立时，编辑部只有两个人负责文娱节目，当时的戏剧节目没有固定的播音时间，邀请各文艺团体如剧影界宣传队、昆仑文工团、华东文工团、新安旅行团等每周轮流担任，曾经播演过一些活报剧、秧歌剧，并转播过解放剧场的“白毛女”。这些对于解放初期上海的无线电听众，起了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但仍未能满足听众对于收听戏剧播音的要求。听众来信中也不乏这样的意见，如“话剧的广播，以目前的上海来说，私营电台比你们做得还多，你们似乎是不大重视经常利用播音话剧这一良好的节目”、“每天注意收听你们的文艺节目，歌咏教歌固然很精彩，但是应该广泛的播送各种文艺形式”。鉴于听众的反馈，电台于1949年10月初正式成立了文艺组，组织一部分业余戏剧工作者和电台工作人员，播演了“俄罗斯问题”、“夜店”、“大雷雨”、“大榆林”及独幕剧二十余场。1950年1月份，为配合宣传公债，戏剧组发动剧本创作，播演“正常的出路”、“模范家庭”等，播演后即得到学校和机关听众电话及来信，索取剧本和提供意见。2月初，文艺组扩大为文艺室，下设音乐、戏剧、唱片管理，并以少数专业人员为基础，团结音乐、戏剧工作者和爱好者，组织了广播乐团和广播剧团。文艺室担负全台的文艺节目、革命故事、文化节目编排及文艺新闻采访。原来的戏剧股改为戏剧组，由此戏剧节目成为了固定节目，每星期播送戏剧三次，每次四十五分钟。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初期的广播宣传主要就是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规定的“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三大任务，从以上内容来看，在上海解放后的一年内，该电台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围绕着上海市的恢复和建设，进行了广播宣传，通过各种广播节目和通讯联络、听众服务等具体工作，和群众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